北京老牌教育机构优胜教育暴雷事件持续发酵。最新的消息是，北京朝阳区经侦分局已经刑事立案，优胜教育创始人兼董事长陈昊，以及多名高管已经被限制出境。但遭受损失的家长们，集体维权之后，依然陷入退费和复课无望的双重困境。

那么，谁该为优胜教育的暴力负责呢？首先，自然是优胜教育和其关联公司，以及创始人兼法人陈昊。虽然在10月14日，优胜教育进行了法人变更。工商资料显示，优胜教育的法人由CEO陈昊变更为唐芳琼，后者系陈昊母亲。

优胜教育（微博@优胜教育）

优胜教育的法人临时变更，目的显然是为了逃避法律责任。据悉，今年优胜教育集中出现了高达159起司法诉讼。因此，绝不能让陈昊“金蝉脱壳”计谋得逞，包括优胜教育在陈昊担任法人期间的资金流向，是否涉嫌诈骗，陈昊是否构成刑事犯罪等，需要公安部门调查清楚。

其次，教育以及工商部门等主管部门需要负起监管责任。2018年8月，中国国务院办公厅曾发布《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》，对校外培训机构进行专项治理，绝大多数校外培训机构被纳入了监管之中。优胜教育就在其中。很多家长之所以选择优胜教育，也在于它有合法的办学资质。

但问题在于，教育以及工商部门在加强教育培训机构准入、审批、资质审核的同时，也需要更强力的监管。对于类似优胜教育变更法人，以及集中的司法诉讼，监管部门是否应该及时发现，作出预警，甚至采取相关措施，而不是等到爆发数千名受害者围堵优胜教育总部维权事件时，才后知后觉，开始介入。这是无疑是严重的失职。

更为重要的是，优胜教育暴雷背后，是中国中小学基础教育畸形发展状况和结构性矛盾的问题，更加需要政府部门正视。

一方面，教育部门不断强调为学生减负，全面发展，学校在学生教育中所发挥的作用却越来越弱。以北京为例，中小学校一般下午三四点就放学，而这个时候绝大多数家长还在上班。曾经负责督促学生学习的老师角色不再，家长开始承担起老师的角色，“学生作业变成家长作业”。

2018年底，中国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《中小学生减负措施》（简称“减负30条”），这被称为是第一个全面系统推进中小学生减负工作的文件，教育部门认为：明确了学校、校外培训机构、家庭和政府各方的责任。但问题在于，美其名曰给学生减负，实际上增加了家长的负担。学生作业的批改，甚至都需要家长来完成，社交网络上很多中国家长抱怨，学校把孩子的教育都甩锅给家长，辅导孩子作业成为很多家长的梦魇。

另一方面，学生还是要通过考试来升学，以分数论高下。高考状元、中考状元都成为各个学校，甚至整个社会的卖点来宣传。面对这样的困局，家长们出路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求助校外辅导机构。这样畸形的现状和结构性矛盾，催生校外培训机构的野蛮生长，加上中国的教育等相关主管部门又疏于监管，培训机构暴雷自然是大概率事件。

10月19日，优胜教育北京总部被维权人群包围。（微博@每一寸光阴都拥有生命的质地）

政府部门应该调整思路，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，尽最大可能解决中小学基础教育畸形发展现状和结构性矛盾的问题。这才是治本之策。否则，类似的优胜教育暴雷的事件还会不断发生。

据中国媒体《财经》披露，自2019年开始，中国国内就有32家教育机构“倒闭”、“跑路”。而这极有可能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不确定因素，需要政府部门正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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